日前与章瑛国会议员的助理沈志强到北海的一间祈祷所(surau)，与数十名回教党忠诚干部对话，在问答中勾起研究回教党的心路历程。

和回教党接触，可以追溯到1993年高中一代表母校光华中学参与雪州政府州安全理事会举办的“团结营”。团结营就是干训局BTN式的洗脑营，之后参与理事会官员到吉兰丹的“观摩访问团”。所谓“观摩访问团”很大程度上就是吃风团。而我们一众来自吧生独中生和一些来自蒲种当时只有印裔学生的国中生，误打误撞填补华人和印度人的种族固打。

在那个聂阿兹是坏人、回教党是不准华人吃猪肉、拜神的极端分子、吉兰丹是贫瘠恐怖的荒城的媒体印象下，年少的我踏足吉兰丹，发现报纸说的好像都不太符合眼前的事实。

2000年，我当士布爹国会议员郭素沁的秘书，民主行动党当时是替代阵线的成员，我分别带了两个团到吉兰丹和登嘉楼访问，见过聂阿兹和哈迪阿旺，也和回教党非回教徒俱乐部主席符芳桥结识。

2001年9月，我已在澳洲求学。一个月发生了三件重要的事。911事件发生时，我租的房子没有电视，从港籍同学沈平给我打的电话中“听”着第二栋大楼受袭。9月22日，民主行动党退出替代阵线，我人在悉尼出席同学杨家维的婚姻注册，感叹大概又要多一代人的努力才能终结国阵的霸权。9月29日，前首相马哈迪“宣布”马来西亚是回教国。

911以后，就如其他西方国度，澳洲弥漫着反回教的情绪。反回教的情绪，很大程度是种族主义，也是反智的。例如，很多讨论把回教当作统一的机动部队、新的共产国际等等，对回教世界逊尼—什叶派千年分歧视若无睹。

国阵长期执政，有几个结构性因素：种种恶法当然确保执政党政权不受威胁；但是，光有恶法也不行，相对其他集权国家的政府而言，国阵在大多数时候还是相对有能力的执政党，在经济上、在乡区民生方面，多少也有些表现；但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选民没有真正的替代选择。

而马哈迪玩弄回教政治也真是怪招百出，莫名其妙。宣布马来西亚是回教国，纯粹是为了加剧政治对立，把回教党逼到舆论的墙角。

我抱着这样的问题，碰巧赶上澳洲国立大学一代多名马来西亚研究者们处在退休前的最后数年工作期，在1968年起研究巫统和回教党的约翰方思敦(John Funston)指导下，写了关于回教党内部关于回教国论述分歧的荣誉学士论文。

论文的重点是，马来西亚的回教党内部关于回教国如此重要题目的论述竟然严重分歧，说明回教政治不是刻板一块（回应911），回教党内部论述和派系的复杂性，至少说明回教党也在转型当中（回应922），也唯有社会对回教政治有更为深入的讨论，才有杜绝929式荒唐政治的可能。

《星洲日报》

过去十年来，有六件事，在三个时段发生，多少决定了马来西亚的政治走向。

我自本月13日起至24日在澳洲悉尼出席了共和联邦国会党鞭会议，并到母校澳洲国立大学作一个星期的访问，于22日在母校发表“马来西亚政治：在野党会赢得政权与否？”的专题演讲。在准备演讲的过程中，反思自己过去自烈火莫熄以来的政治参与，也回想过去十年来的反对党政治重要的里程碑。

罗马传说中有两面神雅努斯Janus，是门神、是掌握开始和结束的神，他的两面，一面看向未来、一面看向过去。英文正月January得名于此。过去十年的六件事，像雅努斯般发生。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星期四一觉醒来，澳州工党总理陆克文倒台了，副总理季拉取而代之，我在澳州首都堪培拉留学四年，对过去十年来的澳洲政治算是熟悉，刹那间的更迭，还是震惊，也有些值得借鉴。

陆克文的崛起与陨落的惊人速度，对政治转变迅速的澳州政治史上，仍是异常罕见的，但多少说明现代以民调政治残酷的硬道理。

记得有一次代表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出席一项活动，在贵宾室与两位前首席部长林苍佑和许子根，以及苍佑时代的槟城发展机构总经理暨前上议员仄星(Chet Singh)谈话。当时许子根刚出任首相署负责关键表现指数(KPI)的部长。仄星告诉许子根，其实关键表现指数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用途，可以省下这番门面功夫，最重要的KPI是选举或民调。

我当时联想在澳州的经验，每两周数家主要媒体公布的民调结果，几乎左右政治和政策。其实美国、台湾、日本等民主国家的政治何尝不是如此。民调急转弯就预示政治或政策急转弯，特别是澳洲国会会期只有三年而非一般共和联邦国家的五年，更加速政策的变化。工党过去十年其中两次（2003年、2006年）换领袖，就在年杪12月初南半球暑假前进行（另一次是在2004年大选败选后进行），这次则在堪培拉寒冷的冬季前动手。

毕业于我的母校澳洲国立大学亚洲研究学院陆克文是中国通，曾任外交官派驻北京，后来出任昆斯兰州首席部长的幕僚长。出身微寒的他异常努力和认真，人际关系却不好，在派系林立的工党向来不受欢迎。

他凭着个人的努力，包括出任党魁前为时7年每个星期五早晨上电视清谈（澳洲地广人稀、联邦国会议员要兼顾选区和国会事务已经非常吃力，每周持之以恒到另一个城市上电视节目，非一般毅力不可），于2006年杪工党有鉴于2007年大选在即前领袖比兹利民调低迷急需新党魁的情况下，没有别人可选的窘境中，被拥立为新党魁。

陆克文的形象清新、思路敏锐，瞬间拉抬工党的支持率，当时工党自1996年在野十一年，急于重新执政，不惜一切给于陆克文巨大的权力，让他可以跨越党内派系政治的规矩，形成相当“总统式”的作业模式。

2007年11月陆克文魅力无法挡，横扫多数席次，前联盟政府不但输掉政权，前总理霍华德连自己盘踞33年的议席也输掉。
掌政两年7个月的前面两年，陆克文的支持率是史上罕见的高，随着放弃让工党胜选的重要二氧化碳减排政策，并因为征矿业暴利税而与矿业界在媒体广告上开战交锋，支持率一直下滑。

党内为了挽救选情，不惜迅雷不及掩耳逼宫换将，说明民意高企不是相位的保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星洲日报》

自1998年9月安华被革职掀起烈火莫息风潮以来，改革都是政治的主题，前首相阿都拉和首相纳吉都试图领导改革。转眼间近十二年，刚公布的《第十大马计划》是纳吉转型计划的终点。

亚洲经济危机时期，安华当时一副首相身份发表演说，引述经济学泰斗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1942年关于“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说法，引起马哈迪阵营的一番恐慌和不满，多少种下被革职迫害的因子。

马哈迪身边的人少读书，不理解熊彼德的真意。熊彼德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不完美但持续存在的根本因素，认为推动资本主义的动力来自企业创造的新消费者、新的生产模式或交通、新的市场、新的工业组织类型，而新的模式不能自行产生，而唯有在不破不立的情况下产生，是为“创造性破坏”。

经过三届大选、近十二年过去了，我国的制度和经济改革仍遥遥无期，渐渐地我们在承受当年没有改革的恶果。

由于经济没有跳跃成长，没有产业升级、没有创意领域，只是靠廉价外劳维持低成本生产，大学生毕业就是失业。当然，教学素质不佳、没有思想自由的大学环境也加剧思想罐头的生产。执政党害怕失业的大学生，结果是联邦政府人员编制在十年间从近90万人增加到128万人，共40万人。

另一方面，贪污、滥权的一党制下，政府的开销不断的增加，联邦政府2010年的财政预算是1998年的三倍，服务素质却不断降低、服务的范畴不断缩小。本来政府负责的公共服务项目，渐渐私营化，政府变成朋党的代言人。

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政府的施政从全盘规划、全面管理，变成发放和监督私营“计划”或project的单位。而所谓的计划都是硬体设备，不是大道就是大桥，再不然就是大炮。软体的建设非常有限也没有人重视。关键就建筑硬体设备是巫统党库通国库、国库通党库的最主要形式。

有些时候，私营公司准备好各方面的条件和安排，政府只是例常盖章附和而已。日前首相在国会回答我的提问时指出2013年槟城第二大桥完工后，第一大桥和第二大桥的收费都将是9.40令吉，比现在的7令吉高出三成有余。后在公正党的沈志勤揭露，原来早在2007年承包商马友乃得于2007年就写信给政府要求两座大桥收费以9.40令吉算。连收费价码也完全按照私营公司作准，实在要人气煞。

2003年3月6日，阿都拉出任代首相数日，就发表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演讲，声称马来西亚有“第一流的设备，第三流的思维”，点出马来西亚的深刻问题。2005年7月，阿都拉在巫统大会演讲指出，政府不能再成为“圣诞老人”，不能再耗巨资巨额给朋党工程承包商消费。

多年以后，第十大马计划提出“4成软体、6成硬体”开支的说法，只能证明朋党经济没有破除，国家仍然陷入死胡同，新的制度新的模式看来只有选出新的政府才有可能。

《火箭报》

如果我是首相纳吉，下一次的内阁改组，我将温柔地辞退首相署部长依德里斯。允我在本文以持平、冷静的态度，分析“2019年国家破产论”背后的制度失序问题。

去年圣诞节阅读Barry Wain的《马来西亚独行侠》后，我一直在思考，敦马哈迪性格难以捉摸、政绩中丑闻多过建树、政府内问题人物众多，何以可以一次又一次乘风破浪度过危机？当然，马哈迪疯狂地滥用国家机关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马哈迪身边的大将，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阅读已故前新闻部长莫哈默拉莫的传记、也与笔录的朋友聊过，理解莫哈默是马哈迪身边独当一面的宣传家，同时也身兼巫统总秘书，是巫统党总部主管。他与前财长兼巫统总财政达因，都在权力高峰时期都获得马哈迪完全的信任。马哈迪本身聪慧，在危机时往往也很认真地听取意见，尤其是莫哈默及达因的看法，而两人对一度马来民情的掌握和操弄，算是炉火纯青。

这样转折一番，不是要说莫哈默或者达因有什么好处，或者马哈迪怎样了不起。只是，我可以相当肯定，任何对政治或者说民情有一丁点理解的部长，大概不会说出“2019年国家破产论”，然后开出只有涨价苦药没有希望的药方。

我有理由相信，如果下一届大选国阵失去政权，2010年5月27日依德里斯的一番谈话，将是很重要的转折点。

可是，持平而论，问题不在于依德里斯，而是政府对经济奇才的渴求和对顾问公司的依赖。

依德里斯之所以入阁，是因为纳吉认为本来负责关键表现指数的许子根博士无法推动政府转型计划。依德里斯之前成功为马航止血止跌。依德里斯入阁后，把企业界解决问题的速食面方式—高价聘请顾问公司、设立所谓的“实验室”—搬到政府作业来。

许子根曾在国会回答我的问题时表示，每一个“实验室”都有顾问公司负责。单是付给顾问公司的费用，每一个“实验室”达600万至700万令吉，这还不包括其他的开支，如“开放日”等等（去年杪两天的“开放日”耗费200余万令吉）。

许子根说，如此的价格，比英国政府聘请顾问公司的开支来得廉宜。我至今还没有搞清楚那是哪门子的逻辑，不过我在国会告诉许子根，议会民主制度的正途，是设立跨党派国会特选委员会，由国会议员全国巡回听证吸纳民意，最终向国会提呈朝野的共识。

“实验室”产出的，是没有经过全盘研究、听证、辩论的“powerpoint政纲。这一回关于津贴的论述，就是没有经过全盘经济思考、没有政治考量、没有改革意愿，相当随意的政策制定过程。

津贴是整个政府的问题，如此关键的议题，应由财长（纳吉）、第二财长（胡斯尼）、副财长（曹智雄、阿旺）、负责经济规划的首相署部长（诺莫哈默）、掌管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的部长级首相经济顾问（阿米沙）等人发言，而非交给顾问公司和一个不懂政治、也不怎么明白经济的不管部长。

一个津贴问题，突显失序的层层面面。一番国家破产、改革无方的谈话，也许就是断送政权的开始。

《星洲日报》

民联没有在乌选补选胜出，固然让人叹息，但我们没有感伤的必要，因为民联没有失去票源，而国阵在首相亲征、无所不尽其用以后，表现也不过尔尔。

我们更大的挑战在未来一年。来届大选，当选民走近投票箱时，他们将面对前所未有的抉择：从国阵和民联两个阵线当中选举一个执政党。

过去的选举，大多数选民都已经确定国阵老店必将继续执政，投票的目的只是为为国阵提供治国的理据。

选民投票的那一刻，可能会认为民联还未做好准备执政而全面倾向于国阵，或者担心国阵再执政50年继续误国而给于民联一个执政的机会。

至少在半岛，选举的成绩到底国阵还是民联执政，很可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民联全民做好执政准备，执政不是不可能。

如果选民不认为民联准备好，选情最终可能满盘皆落索。

而国会下议院的222个席位当中，如果按上届大选成绩，国阵有56席只以一成以下的多数票获胜，而民联则有54席只以一成一下票数取胜。

换言之，一成国阵转向民联，后者将以139席执政联邦，又或者，一成民联选民转向国阵，民联剩下29席。

国阵自308大选以来，一直希望可以摧毁民联、收押安华，让马来西亚回到308之前巫统一党独大的局面。巫统并没有遵循民意进行改革，民意也没有真正回归巫统。

我们的挑战是，民联不单只要维持公平结盟的局面，更要做好全面的执政准备。然而，我们也必须坦诚，民联本身并不强。要改朝换代，必须是全民公民行动。

唯有做好准备并且广纳全民参与，马来西亚才有换政府、换脑袋的可能。

《火箭报》

首相纳吉于3月30日在投资大马大会上推介号称自197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最重要的新方向“新经济模式”。我人在现场，当下的总结是，“首相清楚地勾勒了马来西亚经济面对的问题，可喜可贺。至于解决方案和实际执行的政治意愿则有待观察。”

持平而论，国家经济顾问理事会报告书和首相的演讲，针对马来西亚经济困局的看法都可圈可点。我们的经济处在低工资、低技术、私人投资低、寻租与贪腐严重、政府过于庞大、国际经济环境翻转再翻转等等，都是我们面对的 “高不成、低不就”窘境。

但是，单就“咨询国人”的这个环节，就是一番折腾，更妄论其他层面。

先交代我“人在现场”的部分。我是经朋友推介，以学术人员的私人身份受邀出席，是现场唯一的在野党议员，受邀的国阵议员也没几位。其实，如此重要的政策申明，应该在国会宣布，并让议员进行深入的辩论。

国会议员要等到今年6月10日政府公布第十大马计划以后，才有机会在短短的六天会期中，与大马计划一并辩论。

我公开向政府做了三项建议：第一，立即把国家经济顾问理事会(NEAC)关于新经济模式的文件提呈国会（文件已经在网上公开，偏偏却不正式提交到国会）；第二，在本季会期加入关于新经济模式的辩论，或者特别召开国会会议作此辩论；第三，成立国会特选委员会进行全国巡回听证。

结果，首相署负责经济规划的部长诺莫哈默于4月1日在国会回答我的质询时，逼出荒唐的说辞。部长说国家经济顾问理事会不是政府单位，因此不能像大马计划般提呈到国会。又说，国家经济顾问理事会的报告只是供政府参考，不是政策。

我告诉部长，他的说法实在太似是而非了。难道首相关于新经济模式的演辞就不能算是政策声明，报章大幅报道的也就不过是官方讲讲而已的公关文宣？

政府边缘化国会的职能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不过，号称40年来最重要的新策，完全把国会排除在政策过程之外，实在莫名其妙。

纳吉政府对外国宣传顾问公司的依赖，最近是国会热门的话题。经首相署部长依德里斯的推动和顾问公司的安排，之前的政府转型计划与现在的新经济模式，都将有以展览会形式呈现的“开放日”活动，让人民提出看法。政府转型计划的三场开放日耗费了2百70万令吉，新经济模式大概也不离这个蓝本。

熟悉我国历史的朋友会记得，1989年新经济政策20年期限结束的前夕，政府通过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云集各界精英进行为时一年的咨询活动，虽说也是没把国会放在眼里，但至少咨询层面之广度和深度，都比20年后的新经济模式来得全面。

我们到底在进步还是倒退？

《星洲日报》

如果要我概括马来西亚此时此刻的窘境，一句话，我们在按旧地图来探索新大陆，迷失在其中。

马来西亚正在苦候着全面而彻底的改变，迎来的却是满天飞散的口号，诸如“廉洁、效率、可信赖”（bersih, cekap dan amanah）、“卓越、辉煌、昌盛”（Cemerlang, Gemilang dan Terbilang），还有今天的“一个马来西亚-以民为本，绩效为先”，无数的实际问题则扫在地毯下。

从国会议员在国会的辩论内容或者《马来前锋报》的报道中，让我们以为马来西亚数十年如一日，只有种族课题才是课题。

也从巫统议员或者《马来前锋报》那里，让我们以为马来西亚人，尤其马来人，都是乡区居民。殊不知，马来西亚有64%人口是居住在城市，而半岛方面则高达7成人口在城市聚居生活。

他们还以为，老百姓如以往的乡区居民，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他管道的资讯，并需要依赖巫统的扶持。

于1959年首次到访我国、并曾在马来亚大学执教的国际著名地理学家Terry McGee 荣誉教授，上月在槟城指出，马来半岛已经没有所谓的纯粹的乡村社会，因为大部分的乡区都依赖城市的经济活动而生活。

一方面，乡区作为自供自给的经济体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过去20多年来，乡区的年轻一代多数在城市工作生活，而当中都集聚在巴生河流域一代。

另外，我国人口结构也令人惊讶。正当巫统议员领袖们大喊半个世纪前的“社会契约”等其他老得不能再老的政治说辞，其实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国家很“年轻”。

根据国家统计局在2008年的人口预测指出，多达41%（1千147万）人口在20岁以下，全国2千773万人口中，72%（2千零14万）人口是在40岁以下。马来西亚的国运，就掌握在这些青年的手中。

如果巫统诸公还仰赖过去的模式来执政，那么我们可以预知迷失方向是唯一的结果。如果年轻人发现国家已经迷失方向，就坐言起行纠正这个国家的前路，引领马来西亚走向正确的庄康大道。

再多的计划，如果脑袋没有改变，最终除了多消费点纸张、多一些口水，对马来西亚转型没有助益。

纳吉政府今年预计有两大文件出台，即“新经济模式”和第十大马计划，而早前也推出政府转型计划和所谓的“一个马来西亚”宣传口号，是为纳吉拯救巫统和国阵的四大法宝。

过去类似的文件出台，都会掀起一阵阵的议论，尤其是1991年前首相敦马哈迪提出“2020年宏愿”，历久不衰、久久不能自已。

然而，从2006年出台的第九大马计划到晚近几年的年度财政预算案，都掀不起兴奋和憧憬的涟漪。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处在世界经济巨变的惊涛骇浪中，缩进沙堆里一切如常。

无论什么名堂，任何的经济计划都必须正视以下的重要变化：

1. 世界在变。自1970年代推行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以来，马来西亚过去四十年都是靠出口美国、为美国中下层提供优质廉价消费品为主。未来可以预见的至少10年，美国市场将难以吸纳如此庞大的消费品。

而世界的快速成长经济引擎也不在美国，而在中国与印度。然而，中国与印度，乃至印尼与越南，出产的工业产品都比马来西亚的来得廉价。换句话说，马来西亚的对外市场必须有着地理（从美国到亚洲）和卖点（从廉价工业产品到优质工业与服务混合）的转型。

2. 人才决定全局。马来西亚用人的政策是世界奇观。简单来说，就是劣币逐良币。新经济政策把非马来人的热情消耗以后，现在还有人说女人当高职威胁国家前途。

其他拥有很多外籍劳工的国家，通常都尽量限制外劳涉足低层次无需技术的就业机会，确保本地中下阶层不受影响。同时，则大量鼓励外国高技术高学识人才移入，以便加快本身的经济步伐。

马来西亚一方面对于输入高科技高技术人才百般刁难，另一方面则因为合法人口贩子打通各级关系，以至高达四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外劳。1200万人的劳动力当中，只有百分之25属于含技术成分的职务，其余都是低技术、低薪、低生产力职务。另有近两百万人替各级政府和相关单位工作，成为世界其中一个最庞大的经济体系。

3. 节源是趋势。马来西亚不管有多少国家大计，自敦马哈迪治下的晚近30年，其实都是建筑工程合约的分配，到后期连政府服务也当作合约分配一番。
工程合约大放送，成为既得利益者输送利益的方式，牺牲了整体规划、全局利益的考量。

其中最重要的全局利益包括能源使用的理性规划。例如，生产了国产车，为了容纳更多车辆，则大兴土木兴建各种大道公路。又如，我们假设能源供应不足，拼命批准私营电力公司的出现，并且强迫国能购买电流，还打算兴建耗资100亿令吉的巴昆海底电缆。

综上所述，马来西亚的前途在于改变脑袋。

308变天以后，槟城民政党的窘境，乃至马华公会的困顿，从大历史的视野来看，是一党独大制度转型走向两线共治的阵痛。

3月13日，民政党全国总秘书邓章耀、光华日报总编辑胡锦昌、学者黄进发与我在槟华堂参与《变天两周年，槟城越变越好？》的电视辩论现场录影过程。（NTV 7将于3月25日晚上11时播映。）我在辩论中针对民政党的前景，提出了一些结构性的分析，本文尝试重新理性阐述。

辩论主办单位题目出了一道题，308以后槟州民政党是否扮演好反对党的角色。

首先，在一个马来西亚底下，槟城有至少两个国阵、三个马华。两个国阵是因为民政党与巫统在政策上的看法南辕北辙。例如，槟州民联政府推出多语路牌时，巫统强烈反对，民政则认为多语路牌太少。

又如，月前《前锋报》与巫统以马来人小贩受到打压的题目，连番攻击州政府。州政府以数据回应指出巫裔小贩没有遭到特别打压，违规的非马来人小贩一样受罚。民政党则反指州政府打压华裔小贩。

民政和巫统失去政权后，新的政治语言匮乏，跳不出种族性思维，低估各族民间接受多元族群政治的准备，在同一个窠臼中打滚。

两个同属同一阵线的反对党，凡是有新闻，都是南辕北泽的立场，有国阵等于没有国阵。换句话说，槟城国阵放弃作为替代政府的角色，选择成为族群英雄，针对州政府的施政来一番“为反对而反对”，没有替代政策可言。

也就因为如此，我的第二个论点是，民政党应该思考本身的价值与原则，而非随着巫统的种族主义起舞。章耀说“嫁了人家不能因为郎君睡觉有声音而说走就走”。这可能就是民政党的政治误判，问题已经不是小瑕疵。郎已变了狼，还不出走更待何时。

持平而言，政治也有平衡利益、妥协的需要，但一个政党的永续经营，不再权力、不再财力，在于其政治理想与自我价值，在必要时须有“管仲割席”的胆识。

民政党与国阵其他政党其中一个最大的通病就是不能在没有政权资源的庇荫下生存。失去政权看似失去全部，殊不知民主行动党、回教党数十年来不曾有过任何资源、还要经历重重打压，却屹立不倒，说明政权不是政党生存的必要条件。

我的第三个论点，主要是回应章耀指民众不支持民政监督州政府，认为民政党“有18年的机会，民联刚执政，不应苛刻批评”。问题不在于民众，而在于民政党没有换将换血。

纵观共和联邦国家的政党轮替经验，执政党输了政权以后，原有的主要领袖负起责任下台退休，年轻领袖挑起领导在野党的棒子，隔一二届成熟时，赢取选举执政，如此轮流重演。

所以我说，308那一夜，如果许子根先生美丽的身影在夜幕中悄然离去，换邓章耀当党主席，局面就会很不一样。

《星洲日报》